城乡差距，是近几年来人们一直在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最明显地表现为城乡差距，而教育差距又是城乡差距中最重要、最显著的。从受教育年限看，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从教育经费和招生角度看，在1999年，全国2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021个县的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而北京市则达到757.6元；1999年，北京招生情况显示，在全国8亿～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有关研究表明，近几年，这一差距并没有缩小。这种差距可能被保持下去，不仅会成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主要障碍、阻碍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损害社会公平、威胁社会的稳定。本文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下，分析城乡教育差距的危害。
    阻碍经济的发展
    所谓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新增加了注重社会发展内容的和谐社会的概念，是对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微调；和谐社会是要求政治进步、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环境保护等的最大公约数，借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与社会的和睦相处。但毋庸置疑，经济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因为一定物质财富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但如果我们依然忽视农村义务教育，那么低素质的劳动者将更加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将极其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因为当我国经济发展还是以制造业的发展为主时， 我国每3个产业工人中，就有2个来自农村地区。而这种工人来源自然会导致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难以支撑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4年，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与日本的同行业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差3年。我国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远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需要，这表现为高层次专业人员和劳动熟练工人严重缺乏。即使在装备制造业实力颇为雄厚的上海市，目前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比例也只有6.2%，这与发达国家高达30%到40%的比例相去甚远。据上海市经委预测，未来3年上海市年均高级技工的需求约1.8万人。而我国人力资源整体水平偏低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是高中教育水平人口比例增长缓慢。目前，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6%，这意味着每年有近半数的合格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将直接参与就业或在家待业，长此以往，将积聚下大批受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不利于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
   与这种劳动者素质低下相对应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 目前，我国每创造1美元的GDP，消耗掉的能源约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6.6倍。与能源的高消耗相对应的是，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却非常低。2003年，我国全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居57位，仅为美国的11%，意大利的12.3%，韩国的23%。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下的生产，不仅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高消耗，而且容易造成污染、生产事故和灾难。在环境污染方面，早在1997年，世界银行公布了《蓝天碧水：21世纪的中国环境》的报告认为，据保守估计，中国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约为540亿美元，约占GDP的8%。损失分布在：城市大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失；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高水平铅污染对智力和神经系统造成的损害；水污染酸雨对作物和森林的损害。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结论受到中国专家的置疑，经过多次讨论后，报告以注解的方式列出中国专家的意见，并将结果表述为损失约占GDP的3-8%，浮动范围达到5个百分点。有资料显示，我国3/4慢性病与环境污染有关。在生产事故和灾难方面，每年使中国损失8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6%。
   从理论上，揭示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是人力资本说。在1960年代以前，人们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真正核心”，但1960年代后，舒尔茨、贝克尔等美国经济学家对增长和发展问题的整个思想变化了——从物质转向人力资本，“基本的问题不再认为是创造财富，而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这就是智力”。“而人力资本的关键投资就是教育”。
    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
    如果说经济增长与发展涉及的是和谐社会中的人与自然层面的关系，那么和谐社会另一个层面关系则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人与社会的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当代，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比较众多、成熟，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完全受到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制约、支配。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的首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生产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尽管公平和正义没有、也不需要非常明确的界定，但从一般共识的角度看，公平和正义应该具有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公民，19世纪法国勒鲁断言，“现在的社会，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除了平等的信条外，再没有别的基础”。此原则，将在下文中从契约自由的角度详细阐述。二是给予不同的人以同等的机会，这是第一原则派生出来的操作性更强的原则。三是使最少受惠者产生最大限度的认同感。罗尔斯力主“最少受惠者”的原则，应该是正义的一般原则。 当“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设计得旨在推进它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开的主义观管理时，它就是良好的社会”。要言之，公平和正义原则，要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来从全社会的角度处理基于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秉赋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消解基于政治体制、一般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影响，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的、任意的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
   而现代社会的基石是契约自由，英国历史法学派的奠基人、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因（Sir Henry Maine,1822-1888）指出，“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理论上讲，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取得，主要是基于个人后天的努力和因教育而取得成就等因素，而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身份社会那样，凭借个人先天具有的性别、年龄、出身血统等身份因素。契约，是我国以前对合同（contract）的翻译，它是设定人们权利义务的基本手段，是指依据利益关系、理性原则所订立的必须遵守的协议。契约，实质上是当事人自己来设定享受的权利、履行的义务、可能承担的责任，而这些权利的取得主要依靠的是每个当事人自身接受教育等的努力、自由竞争，不再像身份社会那样不作任何努力而仅仅依靠出身、通过继承方式来获得。契约，因而成为创设人们权利义务的种种手段中最合理的手段，它能激发和维持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可见，契约，就是法律赋予人们的争取实现权利义务平等的最主要的手段；契约，把人们从各种身份中解放出来，从而形成了市民社会：超越亲属关系和熟人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广泛合作的社会。
但是，教育，这一被公认为实现个人发展的垫脚石、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武器”，在我国正在变成扩大社会不公平的加速器。（1）、绝大多数研究表明，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决定未来”，对于这种教育与个人的社会流动（即社会地位取得(status attainment)的过程）之间的关系，是包括农民在内的人们都知道的道理。在当代，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基础的西方社会中，教育和文凭的获得无疑也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其实，这种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有充分的表现。在宋代之后，科举制就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象范进等出身贫寒家庭的人士，但如果学习成绩突出、考取了某种功名，就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2）、但是，也有研究发现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1970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出版了《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教育制度的看法。在过去，人们主要将教育看作是传授知识和颁发文凭。但布尔迪厄令人信服地说明，教育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因为正是通过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3）、而现行户口制度下的教育等体制，延续并强化着城乡差距，这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极其不公平，而且会削弱农民对政府和国家的认同感。自隋唐以来，教育，对于象范进等穷人来说,是向上的社会流动的主要手段，虽唐代科举出身的官员的数量仅仅略多于全部官僚集团的10%，但科举制度被人忽略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加强了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如果仅仅是世家大族垄断了进身之阶而没有科举制度，普通百姓永无出头之日的宿命会减弱了普通百姓对朝廷与国家的认同感。科举培养了一个有着相同价值观念的官僚与儒生阶层，他们因或为官或任教而在全国流动，宣扬了同一种理想，促进了民众对皇帝、朝廷、国家的认同，对维系思想方面的一统贡献甚巨。但是，当今，对于农民来说，教育更多的是社会复制功能。因为当前农民的收入较低、农民的教育程度不高、而且现行的教育经费及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等教育资源又偏向城市，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目前农民的上向流动会很少，甚至是呈现出 “马太效应”。在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显示，占七成的农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却不到三成；三成城市人口，享受了七成以上的高等教育资源。另一份关于北京高等院校生源的调查报告则显示，尽管来自农村的生源的绝对人数是增加的，但来自农村的学生所占比例出现了明显下降。1980年代时还占30%，1990年代末就仅占17%多一点了。有研究发现，几类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代际继承性（即所谓“将门虎子”）明显增强，而且因为那些岗位有极强的吸引力而使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进多出少（其他阶层的流入后也不愿流出）；可农民等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4）、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我国基本上还是个身份社会。在中国，表面上看是所在（农村和城市）区分出农民和市民，其实质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符号）区分出二者的身份。改革前农民只能固守在土地上务农，不能享受市民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这就是典型的身份社会的特征。对于此类情形，后现代理论家拉希、尤里指出，“个体结构和主体身分必须从物理空间和地点（如邻里、城镇或国家等）分离出来的文化符号那里不断地得以重构。”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不囿于人均不足一亩的土地，开始到城镇去追求自我发展，然而，由于缺乏城镇户口，进城务工的农民因难以融入城市而经历了上述的盲流（1980年代）、（农）民工（1990年代以来）的阶段。所谓农民工，基于上述分析，实质是“身份+契约”的混合体。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如果我们无视农村义务教育而继续放任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不仅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进而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因为“人类对于平等的信仰一旦取消，任何国家都有可能成为霍布斯所说的那样子：到处发生丧失理智的激情和敌对利益的冲突”。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这个由被社会学学者所借鉴的政治概念，能准确的解释我国这种因城乡教育差距及其造成的后果。社会排斥，是指造成新的不平等的根源；它关注的是一系列阻止个体或群体拥有对大多数人开放的机会的广泛因素，及因此而使个体有可能中断全面参与社会的方式、丧失了社会上大多数人所具有的自我改进的机会。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犯罪与社会排斥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存在于年轻人中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只能依靠自己的年轻人，面对市场与消费品的诱惑，但在维持生活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却在减少。这种情况，可能使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意识、产生希望用非法手段来维持理想生活的意愿。所谓的社会相对被剥夺感，反应个人对社会不公平的心理感受，是一种把自己与社会上富裕阶层对比，因个人的现实与期待的存在差距而产生的不满甚至是挫折的心理活动。
   古今中外忽视教育进而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都在提醒我们必须重视我国城乡教育差距可能产生上述不良后果。以社会相对剥夺感为例，在目前我国存在贫富分化趋势较为明显、城乡差距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超过六成的城市公众自认为身处社会“中下层”，城市公众自我阶层认同偏下，他们的社会相对剥夺感正在发酵。而那些境况更差的农民，尤其是目睹了城乡的巨大差距的农民工，在遭受无工可打甚至是工资被拖欠等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后，致使进城的民工的生活甚至不及在乡务农的农民时，他们的社会相对被剥夺感这种心理感受应该不会弱于市民，进而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在考虑到中国社会的“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观念自古以来就很强的情形下；再加上的由于受教育机会有限，而使得作为社会的安全阀的上向社会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当一些人绝望的发现不仅自己而且自己的下代都无法改变贫贱的命运时，他们的忍耐就会很容易超过极限，这些自认为“被剥夺”的人们难免采取极端行动为自己“讨回公道”。
(2)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所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口号，就是关于公平和正义的；其后频繁农民起义的口号都是“均贫富”之类。原因就是贫富差距过大、腐败而使多数人丧失生存、发展的机会：土地过于集中到地主手中、官员们借修水利和兵役等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使大多农民生活难以维系，最终导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反差强烈的社会现象；腐败等使洪秀全等社会中下层人士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命运的希望，化为泡影最终走上了造反之路。
(3)当今，一系列第二代民工的杀人事件使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对待第二代民工问题。来自广西淳朴乡村20岁左右年轻人，因家穷过早辍学而无一定劳动技能谋生，又遭城市人歧视及不公正的对待，产生了在2004年底横行于广州、深圳的悍匪“砍手党”。来自同一乡村的20岁阿星杀人事件让人反思第二代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的问题。
(4) 2005年11月，法国骚乱引起全世界关注。一个学者认为有四大社会原因导致骚乱，其中一个原因事关教育，另一个原因是涉及平等。教育方面，就是具有移民背景的青少年没有接受过培训，难以找到工作。近25年法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目前，有10%的适龄人口受到影响，而具有移民背景的年轻人和居住在某些聚居区的人中却分别有38%和70%受到影响。至于平等方面，法国在“平等”的抽象名义下实行无情的种族隔离――国家心甘情愿、一股脑地进行大量的社会补助，而融入社会、获得公民身份的道路却依旧关闭。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任重而道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会促进经济发展，利于维护、实现公平和正义，有助于社会的稳定，而如何缩小这个差距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已经和正在采取措施来破解城乡教育差距难题，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打破城乡两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40%的中国劳动者服务于农业部门，但是只能提供15%的经济产出，只有在其它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雇佣更多农民后，这一缺口才能缩小。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农业人口必须减少数千万乃至数亿，农民收入才能提高到其生活水平与城市相当的程度。该报告称：“大量劳动者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移至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之一”。目前，为打破城乡两元结构而进行的户口等改革，在步履艰难的进行着。二是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2005年11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EFA)高层会议上表示，普及农村义务教育是“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国家把每年新增的教育经费主要用在农村，并承诺两年内全免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