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一辆红色出租车缓缓停在吉林省长春市民康路附近的街道旁，路边十几位中年男女哗啦啦地拥上去把出租车团团围住。
“要保姆吗？”“钟点工！”“洗衣做饭要不要？”“要水暖工吗？”……零下23度的冷空气中传来一阵急切而嘈杂的询问。
“都不要！”出租车后排抛出的一个拒绝声音让车外的人很失望。话音未落，这群中年男女已哄然而散，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翘首以盼下一个雇主的出现。
这是发生在长春市下岗职工劳动力市场的一幕，不远处静静“趴活”的24岁的王琨智则和周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与那群老练而又急切找活的下岗工人不一样，这位身穿黑色皮夹克、头戴防寒瓜皮帽的小伙子脸上露出一丝稚嫩和羞涩，“我不太好意思上去跟别人要活”。他手中的小木锯则向别人暗示他是搞装修的。
初中毕业已经8年的王琨智曾在洗浴城做过4个月的服务员，还帮亲戚修过几个月的车，但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家里“无事可做”。2003年开始，他用心学了一门家庭装修的手艺，试图找个活干。现在每周的二、四、六，王琨智都要从家里骑十几分钟的自行车赶到这个下岗职工劳动力市场，来碰碰运气，希望早日能离开失业大军的行列。
近些年来，人们所说的失业人员往往针对的仅是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者。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另外一个失业群体，就是像王琨智这样的城市年轻失业者，他们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或肄业后加入失业行列，他们被劳动学研究专家和社会学家们称为“新失业群体”。如何引导和推动他们为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就成为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
新挑战的出现
家住长春市东二条的19岁的黄飞雨初中毕业后除了打过几天工以外，一直待在家中。“因为没地方去，他经常愁得一宿一宿没睡。”黄飞雨的母亲对此也一筹莫展。
让这位40多岁的中年母亲搞不明白的是，在黄飞雨这么大年纪的时候，身为“待业青年”的她也曾为工作发愁过，但没操多少心就解决了，“高中毕业后，我很快顶了父亲在厂里的工作。”她说。而黄飞雨的父亲则进入厂里的子弟学校当体育老师。
对于青年失业的现象，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当时大量上山下乡知青返城，就业机会开始紧张，城市里出现了一些青年在中学毕业后待业的情况，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待业青年”。
对这一情况，“政府通过发展街道集体经济、制定职工退休接班制度以及国企开办三产，来吸纳‘待业青年’，所以当时的待业问题并不特别突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分析说。孙是国内较早提出和研究“新失业群体”的学者，而其主持的“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研究”课题正在进行之中。
孙立平认为经过多年的国企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目前由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下岗人员构成的“老失业群体”已达到峰值，而“新失业群体”问题开始逐步凸现，我国的失业人群结构也将因此随之变化。
虽然现有的资料没有关于“新失业群体”总体规模的精确数据，但在已有的一些小范围调查中发现，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
比如，在湖北省某市，前者的人数已经相当于后者的3倍，而这个数字仍然在不断增加。在长春市2004年6月的统计数字中，该市9个区已有3个区“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人数超过“就业转失业人员”，其他6个区中两者的差距也在逐年缩小。
另一方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2003—2004年：中国就业报告》也指出，当前正面临自然新生劳动力的高峰期。有专家预计，在今后几年中，在这些新增的劳动力中，实现就业的比率只有40％－50％，这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人要处于“待业状态”，加入到这个“新失业群体”中去。
老失业群体达到峰值，意味着失业社会保障目标群体规模已经大体确定；而对我国未来社会保障制度构成挑战的将是“新失业群体”。
“啃老”
作为“新失业群体”的一员，黄飞雨和他父母不一样，他对“文革”没有记忆，属于“文革后一代”。
当他上小学的时候，一场“打破铁饭碗”的下岗风潮开始席卷全国，1998年他父母分别从长春市模具厂和厂子弟学校下岗。此后，他父母曾经试过开饭店、卖衣服，但都无功而返。现在，他42岁的妈妈在亲戚办的小厂里帮忙，每月收入500块；爸爸找了一份安装抽油烟机的工作，“家里生活开始慢慢好起来了”。
两年前，黄飞雨高中没考上，此后基本待在家里。身为独生子的黄飞雨在妈妈的眼中是一个内向的好孩子，“我们这个孩子特别乖，他不上网，不去游戏厅。他说上网得花钱，不去”。
没有收入的黄飞雨平时也不乱花钱，“一个月平均花50块钱，也就是出去坐坐车，渴了喝点饮料什么的”。
作为家里的“小太阳”，从小爸妈就没让他干过家务活，哪怕力所能及的事。“甚至瓜子都不会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给他。饭也不会做，袜子也不会洗”。
在应试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黄飞雨，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刚踏入社会就碰了一鼻子灰。
从2003年11月开始，黄飞雨当过保安，当过浴池服务员、药店库管员，送过报纸，甚至卖过肉，但就是坚持不下来：因为冬天怕冷，在明珠花园干了4天保安就回家了；因为不适应浴池的氛围和环境，“强挺了半个月，连工资都没有要就走了”；给别人送报纸，一个月下来挣了100元，亲戚说太少，于是转到亲戚的药店里当库管员，库管员工资不错，每月900元，但是那边“仓库管理混乱，承担的责任大”，再加上搬货太累，干了两个月，这是他干的时间最长的工作。说到卖肉，因为小纠纷和顾客吵了一架，觉得“伤了自尊”，自己也始终学不好怎么割肉就离开了。
“我什么都干过了，好像做什么都不合适，就一直待到现在。”一直想成为摄影师的黄飞雨现在成了“待业贵族”。
28岁的赵强是长春市拖拉机厂的子弟，现在仍和退休的父母住在一起。读到高二时，赵就出来找工作“挣钱”，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浴池服务员，每月300元。后来觉得钱少，又到市里一家饭店去做服务员。去年，觉得工作太累，挣钱不多，自己找了个借口回来了。
没有工作的他一直依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而他一个月300多元的花销却让父亲30年工龄的退休金显得捉襟见肘。因为怕邻居、亲戚说“啃老”，赵强准备过完年去找新工作，然后搬出去租房住。另外前不久刚认识个女朋友，“出去住，方便一点，但是最起码要找每月能开1000－2000元的工作”。
“做梦，哪有老好的工作等着他，现在我们这儿都是建筑工、饭店服务员和车床工的岗位。”长春拖拉机厂大门口附近的职业中介的马老板不看好前来登记找工作的赵强，看来“高不成，低不就”始终是赵强面临的难题。
工作的无着落让他感觉对未来的婚姻更“遥遥无期”，“走一步看一步呗，没钱扯啥也没用”。
像黄飞雨、赵强一样，“新失业群体”有很多共同点。孙立平教授归纳说，从成长的环境说，他们基本属于最初的几代独生子女，是作为“小皇帝”被养大的，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较弱。而在以升学为取向的应试教育中，在初级和中等教育阶段上，他们也没有学到或得到多少专门的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在就业市场中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相比，他们很少有系统的就业经历，缺乏社会生活阅历，价值观也比较混乱。
“新失业群体”的成员大多是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经济上主要依靠父母，在东北，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啃老”。孙立平教授分析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啃老”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父母有的由于退休而收入减少，有的加入失业下岗的队伍。对于他们来说，过去所依赖的经济来源正在失去，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数。
微弱的诉求表达
何丽文是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双利社区的居民，按照社区失业登记中，她属于“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但何却告诉记者，她在旅游公司已经上了3年班。
据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徐晓霞科长介绍，这是失业统计上的一个问题。
“其实新成长劳动力中来登记失业的人都是已找到工作的。”徐晓霞解释说，那些原本失业的人找到工作后，用人单位要他们来街道办理“失业就业登记表”，然后才能帮他们办理各类保险。而那些没有工作失业在家的，却不来登记，所以不在失业统计之中，“因为登记了也没有任何政策优惠或好处。”徐晓霞说。
“‘新失业群体’虽然人多，但几乎听不见声音，他们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能力很差。”孙立平教授说，我们在媒体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只能偶尔从社会新闻的片言只语中，模模糊糊听到他们的表达。
在国家解决失业问题的诸多努力中，这一群体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虑和体现，但有针对性的政策和重视程度与这一群体的重要性相比仍显不足。
而那些受过“工业训练”、在单位工作过的下岗失业人员就具有组织性、群体性，他们善于利用诸如“我曾经为过国家、工厂作过贡献，工人是国企的主人翁”等合法的诉求方式，要求得到下岗失业的补偿。
“初高中毕业的新成长劳动力素质肯定要比老的失业人员强。只要你不挑不拣，找个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另外，他们没有工作过，对国家没有过贡献，权利和义务相等，所以不应该享受失业保险。”长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处处长周大立说。他认为，新成长劳动力中失业的这批人远不及“就业转失业”这些人严重，“就业转失业”的人一方面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们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们失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比前者更大。
但有学者认为，“新失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步入工作、结婚的年龄阶段，他们需要工作，而且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父辈由“4050”大龄下岗失业人员逐步变为“4555”以及退休，那么“新失业群体”所依赖父母的收入能力下降，必然会带来生存的问题。
孙立平教授认为，目前，“新失业群体”获取就业岗位的年龄优势也会逐渐消失，他们大多数人从事的是第三产业中带有“吃青春饭”色彩的职业——甚至连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是他们就业的主流——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将越来越不会提供给他们。
从目前来看，对“新失业群体”，无论是在政策制度层面上，还是社会认识层面上，都需要进一步地重视。
就业“面向下一代”
一些新的情况正在或将要发生。中国未来失业人员的主体或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随着“老失业群体”的逐渐衰老和过世，我国的失业人口将由现在的以“就业转失业人员”为主，转为以现在的“新成长劳动力”为主。这不仅涉及到一个政策的衔接问题，更有可能引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变革。
目前对于“新失业群体”，没有像“老失业群体”那样有着一整套的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和机构作为支撑，也没有像1980年代初的“待业青年”那样可以通过诸如顶替、招工等制度设计重新就业。
有关部门将“新生劳动力”就业政策的重点，放在了教育和市场两个环节上。前者表现在关于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实行劳动预备制度的政策上，即是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初高中毕业没有找到工作，需接受2－3年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延缓就业压力和时间。
但目前劳动预备制度也遇到困境，城镇青年大部分不愿去读技校、职业学校，没有达到延缓就业的目的。被誉为“东北第一技校”的长春孙进技校，“全校共有1300多人，有86％学员来自农村，只有14％学员来自城市。”负责招生的崔先生说，而且在接受培训学员中有50％的人超过30岁。
后者则表现在针对“新生劳动力”的就业，有关部门基本上采取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态度，由个人和家庭来承担风险和责任。
目前，“新失业群体”的比例有扩大的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成为家庭的主角，他们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孙立平教授认为，当前的资源优势主要倾向“老失业群体”，尤其是向年龄偏大的困难群体倾斜，而“新失业群体”却面对一种“制度真空”的尴尬。
在就业机会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对我国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进行调整，应该逐步“面向下一代”，为“新失业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作为政府有责任加大职业培训的投入，政策、制度资源应该对“新失业群体”有所考虑。对于“4050”大龄下岗失业群体，他们随年龄增加而适应再就业越来越困难，应将其重点移到专项社会救助和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