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工作与中国区总裁(CCO)的角色略有不同。花旗银行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中国区CEO的职责是，负责花旗集团在中国的所有业务，包括商业业务和行政事务的经营管理工作。
此番变动不光涉及施瑞德，实际上，它是花旗亚太区一连串的高层职务调整。半年前刚刚从北京迁移至上海、接替中国区总裁一职的韦嘉暄(Catherine Weir)将再次填补施瑞德走后的空白，出任花旗集团东盟地区的全球企业及投资银行业务负责人之一。
韦嘉暄此前还是花旗集团大中华区全球企业和投资银行业务的负责人，此次接替她的是陈子政(TC Chan)，陈子政同时还担任原有的花旗集团大中华区运营委员会主席一职。在这个角色上，陈子政将直接向施瑞德汇报所有中国大陆地区的事务，其他地区业务则向花旗集团亚太地区CEO杜睿彬(Robert Morse)汇报。
如此频繁的高层人事变动，在花旗集团是罕有的。该集团宣布，这些人事变更的目的是为花旗银行中国和东盟业务的下一步发展作规划和准备，以确保花旗中国的整个业务能够在进一步扩充的时候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
从近几个月的变化来看，这似乎是花旗集团CEO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对其亚太地区组织架构进行一系列改革中的一环。
人事大调整的震中显然来自日本。去年10月，由于花旗银行日本分行涉嫌违规，普林斯大开惩戒，让三名核心管理层引咎辞职，还亲自到日本做危机公关。
为了向日本政府和公众表明花旗改进的决心，普林斯进一步着手改革现有的组织管理模式。和部分国际大银行相似，花旗按私人业务、全球企业和投资银行业务等条线构建组织管理架构，员工和管理者主要对自己所在部门的上级负责，而本地管理层不具备绝对的权威性。由此，使得分行发生问题时难以厘清究竟谁应当负主要责任。
对花旗银行日本分行实施监管和惩罚的日本金融厅曾就此评论说，“(我们)发现的组织架构问题是，负责日本分行运作的管理层，与总部的高级管理层之间的职责分工，是极其模糊的。”
据此，普林斯在日本重新设置了新的职位———日本分行CEO。普林斯赋予其对日本花旗所有业务的最终管理权，而花旗在日本的各个部门主管都要直接向CEO汇报。
现在看来，普林斯正将管理模式的改革逐步推进到整个亚太地区，因为这一地区经济的强劲增长已经使其成为花旗越来越重要的市场。